新加坡華人多嗎？華人的地位如何？讓我們一起來瞭解一下新加坡華族的慨況與歷史。
新加坡的華人占新加坡人口的74.1%，分成近10個不同的籍貫。他們大多數的祖先來自中國南方，主要是海南、福建和廣東省。新加坡的福建、潮州和海南籍貫總共占新加坡華人的四分之三。其餘四分之一主要是廣東、客家籍貫以及其他籍貫。中國南部福建省方言族群是最早移民新加坡的華人族群。現在的福建籍貫的新加坡華人占了總數的41%。潮州籍貫占了約21%。而廣東籍貫的則占新加坡華人總數的15%。客家籍貫占11.4%，其餘主要是海南籍貫。
中華文化最能表現在倫理道德觀念上，這種觀念在新加坡的華人社會中繼續保存。家祖宗舍的創立，可以維持鄉党友愛的互助精神。華人結婚要選黃道吉日，時髦的華裔新娘在婚禮中端出一隻小小的瓷制茶杯給新郎的父母，當公婆從新娘手中接下茶杯的時候，就表示新娘已被接納到這個家庭。
峇峇娘惹（或稱海峽華人/僑生）是指十五世紀初期定居在滿剌伽（麻六甲）、滿者伯夷國和室利佛逝國（印尼）和淡馬錫（新加坡）一帶的中國明朝移民後裔。峇峇娘惹也包括少數在唐宋時期定居此地的唐人，但目前沒有來源證明唐宋已有唐人定居此地，所以一般上峇峇娘惹都是指明朝移民後裔。這些唐宋明後裔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當地馬來人或其他非華人族群的影響。男性稱為峇峇，女性稱為娘惹。新加坡新傳媒8頻道在2008年末推出《小娘惹》作為台慶大戲，內容從30年代展開，橫跨70年，直到現代。此劇帶出古代足不出戶的娘惹們在家庭為了爭寵而產生一系列的明爭暗鬥，並以峇峇娘惹文化精緻地帶出整部劇的故事。
新加坡華人遷徙史
十九世紀開始，由於當時的中國正處於內憂外患之中，人民飽受戰爭、饑荒與貧窮之苦，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部分中國人不得不離開家鄉，只好決定飄洋過海到“石叻”（新加坡）來尋找新生機。當新加坡港口全面開放後，大批的中國貿易商船如約而至。許多生活在中國的人民也紛紛來到新加坡，尋找新的發展機會。到了1821年前後，新加坡的華人已從最初的幾十人發展到1200人。各地的商船為新加坡貿易商帶來了豐厚的利潤，他們將中國的絲綢、錦緞和茶葉運到新加坡，銷售給歐洲的私營商人，然後將來自印度的商品帶回中國。新加坡河上的駁船碼頭和中國城（牛車水）已成為東南亞商船貿易活動的中心及全世界的貿易集散地。
南來新加坡的中國人基本上可分為兩類：一是因為他們在這裡的親戚生意越做越大，需要更多的人手；另一類則是身無分文，想要到外頭闖一闖，希望能因此而闖出一個春天。早期移居新加坡的華人，普遍都是出於謀生的目的而自發依靠宗鄉關係的互相牽引，到達新加坡以後，往往聚集在一起，在當地求取生存和發展。故此，他們孤家寡人在人生地不熟的“番邊”生活，大多數都抱著一種暫時“流寓”的心態，希望能在“番邊”苦幹一段時期後，或能衣錦還鄉，與家人團聚，或能落葉歸根，安享晚年。在新加坡的華人中，福建人一直是占多數，大約是40%，潮州人排第二，但到了1901年，廣府人取代了潮州人的地位。要一直到50年代，潮州人才重新成為新加坡第二大的方言社群。
新加坡開埠後不久，華人先輩便在俗稱“山仔頂”（朱烈街）、吻基（駁船碼頭）或稱“十八溪墘”、“十八間後”（沙球撈路）、“豬仔場”（克拉碼頭）、“水仙門”（諧街）、“皇家山腳”（裡峇峇利路）、“大老爺宮頭”（指位於菲立街的粵海清廟），以及大坡二馬路的“新巴刹”（馬真街）等地開設胡椒、甘蜜等土產店，這些地區既成為商業活動中心，也成了昔日華人聚居的地方。
19世紀初、中期，華人在當地成為經濟開發的奠基者和先鋒力量，不僅為當地經濟發展立下汗馬功勞；同時社會地位和影響日益提高，有些華人還受到殖民當局和當地蘇丹、天猛公的倚重，于後涉足于政壇，成為華人社會合法的領導人。
19世紀60年代開始，還有更多華籍成功人士躋身于領導層，並獲殖民地政府的垂青，先後成為政壇的重要人物。一直到20世紀40年代的50多年中，還有佘連城、陳永錫、劉長意、蔡子庸、廖正興、陳振賢、王邦傑、林樹森、李偉南、楊纘文、連瀛洲等相繼出任華人參事局參事。林義順、佘柏城、王邦傑、林錦成、劉登鼎、佘應忠、葉平玉等為太平局紳。這些職銜雖然是由殖民地政府所委任，但都增強、擴大了這些華裔移民在華人社會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同時由於各自精明幹練，富有公共服務精神，而在熱心華僑事務、倡辦華人教育和女子學校、推行社會公益等方面，分別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了紀念當時艱辛創業而後發跡的先驅的功勞，新加坡有一批以華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地區，如有進街、成寶路、金炎路、阿佛路、炳源街、振興街、林大頭路、餘東璿街、義順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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